坐车路过东环，在疾驰而过的瞬间我发现校门改成了仿古建筑风格，围墙里面多了一座凉亭，校名也完全变了。8年多的时间，无数次去办事的路上经过此处都会格外看多几眼，记得前几年改过一次校徽，更加活泼一些，这次倒没看到校徽，估计也随着校名变了。
一下子就想起当年驻校的一幕幕，想起当年给那些小朋友写的告别文字。
以前做社工时认识的几个小朋友初中毕业了。在昨晚纷纷加了我微信，原本都忘记的人儿像一下子出现在眼前一样清晰可见。
想起那时她们常常在体育课时跑进我驻校办公室偷懒，一堆人坐在沙发上叽叽喳喳，翻看堆放很久的漫画，聊着让我一头雾水的话题。
我插不上话，她们偶尔见我旁听便会开口调戏。我为拉近距离，嘴很最甜地叫着每一个小朋友“姐姐”，她们也故意反口叫着我“姐姐”或者“妹妹”。
除了在体育课偷懒，有时她们会带来试题一声不吭地坐在一边的座位上；有时会在课间进来露个脸，打个招呼便走。
有一次校会前，德育主任带着我去找一位潜在案主，这些小朋友们见我出现便纷纷挥手， 冲跑过来朝我做鬼脸，全然不顾一脸严肃的主任在旁边。主任还问怎么你有那么多熟人，我含糊地说还好还好。
而我心中狂喜，使劲对她们做鬼脸，然后瞬间恢复很平淡的表情。
后来我没有继续再驻校，见到她们的机会越来越少，只是偶尔在路上会遇见这些小朋友们–问我怎么不来学校了，跟我借公交车费，要我请吃丸子、雪糕或者饮料，到机构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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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开了她们的朋友圈，看到她们过往发表的状态–抓狂难熬的复习、心酸难舍的分别、考试后的放松、等待成绩的忐忑不安、一起旅游的感受。
她们告诉我要去哪个国家读高中，我依然不忘“得瑟”地说以后跟我说英语吧，我英语还不错的。她们告诉我考上了广州的哪间高中，我便一瞬间想象以后路过那里的时候会不会偶遇呢？
我也该庆幸，此刻不再是以社工的身份和这些曾经的服务对象接触，做起朋友来会更没有界限和距离。
毕竟在那一年因为是社工，我一直没肯告诉她们我的手机号，甚至微信号都不肯给。
想起十年前中考结束后， 我坐在后排，一句话都没有说，看着班上的同学一个个中途下车，自己坐到了终点，连最后的毕业聚会都没有参加。
我依然记得考试时穿堂而过的风和路途的风景—美好的夏天开始。我十分失望的少年时光就这样结束，心有不甘地度过了那个暑假。
我也是在十年后才后悔—那些人啊，不喜欢的和喜欢的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了!
直到现在才明白， 我那么喜欢靠近这些小朋友是因为她们有我想要的过去—正当青春，爱哭爱笑爱闹。
我未来得及享受这美好的青春时光，就匆匆告别。我一直过得不好，十年来都不肯放下自己，一直委屈自己却又不肯承认。
很多人说我偏执，我也如此解释，我就是知道自己错但是也不会让自己回头。
我有时在想，如果不是因为偏执，我这些年的日子该不会如此辗转反侧。
可是我也不够坚持，十年来好多东西都变得很彻底。
而我也怀疑过，是不是因为我的放弃，我永远也没有机会证明我曾有的偏执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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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亲爱的小朋友们，不管是留学或留国的，还是仍在为高中努力奋斗的，愿你们幸福，愿你们都能好好享受正值青春的滋味，哭过笑过闹过之后，都能在天空展翅高飞。
2014.07
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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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辞职后，我去云南旅游。凌晨时分的火车上，我睡不着，登录了工作QQ，然后收到了好几条祝我520快乐的信息，我一一回复了表情，没有多说话，怕他们知道我辞职了。
等到暑假时，我微信上还收到一条信息，大概是知道我辞职后的愤慨，叫嚣着“有本事你回来找我”。
那时候有些惶恐，终究觉得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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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叫我李社工，也会叫我Mr.Li，而不是叫我华Sir，我也不在意是否有这种仪式感和距离感的称呼。于是不同的小朋友会对我有不同的称呼，甚至放肆地叫我小李子，我都一一应声。
除了当时我在学校的办公室，他们有些会在放学来机构的办公室，露个脸或者干脆留下来写作业。
至今能想起那这一张张稚气脸庞。也不知道7、8年过去了，他们会是怎样一张成熟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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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驻校的时候，有个男生在某天下午偷偷拉我到教学楼后面无人的地方讲诉自己的失恋苦恼。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个小朋友时的场景，志愿者培训的间隙在众人面前惟妙惟肖地模仿一个老人。
我反倒觉得此刻的他是如此早熟，能将自己的困惑与烦恼分析地透彻。他可能是希望有个认可，坚定自己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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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开始前的一次志愿者培训，我被义工部的同事拉去撑场做培训。
在一个教室里，小朋友们席地而坐。
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一个调皮的初二男生带头起哄让我跳钢杆舞。
那时我想教训一下这个学生，于是说我缺少钢杆，让他出来。他便在同学的起哄下硬着头皮出来，于是我围着他绕了几圈，稍微做几个动作，引来哄堂大笑。那个男生红着脸回来原来的位置。
我不记得有无当场说明，当你试图让别人难堪的时候，别人始终会将这份难堪巧妙地转移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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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有对韩国兄弟，寒假的时候来帮我做过几次活动。
第一次见到弟弟时，他落寞地坐在班级门口。标志性的单眼皮让我猜测这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位学生——某个案主在班里唯一的朋友。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会画漫画的某某某。那时我便知道是他，老师觉得他毫无主见，总被人使唤着去捣乱。
我觉得不是，他不过是没有朋友罢了。
我后来邀请他来为社区的小朋友开韩语课，尴尬的是只有3个人报名，活动在一节课之后就解散了。
倒是后来，部门的同事找了他和几个同学，开了一个拍微电影的活动。
一到周末便四处跑，某次因为一个家长到天黑还联系不到，惊动学校。而同事始终没有和我汇报此事，以致于我周一被德育主任气冲冲叫过去喷了一顿才知晓。那个学期结束后，我便没能继续驻校。
那节韩语课仅有的3位小朋友后来也不知为何成了我的忠实粉丝，时常会来找我。2年之后的中考结束后还找我一起在大学城踩单车，逛科学中心。
韩国小朋友在班里唯一的朋友，是个胖胖的小男孩，总是欺负一位女生。
他在那年成为了我的案主。
我每周会选择一个晚上去他家，找他聊天，询问近期表现。他被停课的时候，我则会选择在下午去他家。
每次在我面前总是非常乖巧，所有的约定都能答应，一转眼又忘记。
他说自己弹钢琴得过奖，还在我面前弹起卡农，我心里笑道，小子你吹牛太过了，这完全是车祸级的表演。
第一次做街头募捐，我把他安插进了志愿者队伍，他抱着捐款箱四处跑，碰到路人就大胆地去请求募捐，偶尔高兴地跑来告诉我，哥哥，刚刚有人捐了100块。
此刻我还能记起那时他仰头望着我时的笑脸，还有脸上的点点雀斑。
后来去他家，他还念念不忘问我筹到了多少钱，开心地在我面前手舞足蹈。
那时我也疑惑，这个本质不坏的小孩为什么总是遵守不了课堂纪律。
我无数次接到德育主任的投诉。我努力想要告诉她，我无法做到立竿见影，这需要耐心陪伴，需要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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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不记得MC是怎么加我微信的，因为那时候微信还未流行，我连很多同事的微信都是辞职前才加的。
我甚至记不清楚我是如何认识她的，甚至不记得如何熟络起来。
只记得我在离职之后，她问过：你是不是走了？
问同事才知她某天去机构，没有见到我，知道我辞职了。此后，她偶尔会联系我，内容早已不记得，但此刻记得某个晚上散步时收到信息，话题好像是英语，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勇气，敢教一位初中生英语。
那年年底，公司新设计了几款公仔，她在朋友圈给我点了赞。恰好同事有做活动剩下的公仔，我要了一个。回家路过旧单位找同事吃饭，托同事转交给她。第二天晚上便收到道谢信息，还嫌弃公仔太丑。
过年前，前单位又一次做街头募捐。我回去帮忙，还见到了她。此后的好几年，我开始忙碌，逐渐没有联系，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我已经忘了。
19年9月的某天，突然想到这个失联好多年的小朋友，于是联系她，她说正在澳门读大一。恰逢我在广西的项目启动，邀请她以后一同去学校给高中生做分享，她欣然允诺，说要好好准备，还进了学生的QQ群。疫情爆发的那个年后，她某天晚上混入了我的在线分享群，一进来就私信对我说：好久不见，还是那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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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去了关岛读高中的小朋友告诉我，家里送她去那里，是为了方便以后去美国读大学。
时常见她在朋友圈发一些学校生活的照片，有次画风突变，我才知道她假期回国。
她家刚好就在我租住房子的对面小区，还说叫上当年一起常来我办公室的那群学生一起玩。但后来不了了之。
到后来我也没有再关注她是否去了美国读大学。
另外一个直接去美国读高中的，经常在我面前表现得跟黑社会女老大一样。
我还记得有次她走在一群女生前，卷着袖子进来办公室，推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以后在东环我们罩着你了。只不过去了美国，人的装扮全换了一个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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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前的那次终期评估，评估汇报的PPT里有一张我背着一个7岁小姑娘在人流中行走的照片，我不明白他们为何觉得感人，我极力想撤下那张照片。他们不明白这已然在“性别”范畴之中，我的做法是不对的。我怎么能与异性的服务对象有这样的身体接触呢？
我仍记得小姑娘的父亲来接她的时候，她说双脚酸痛，要她的父亲背着走，她的父亲知道我背着她走了回来，对我道谢后，拉着她的小手，哄着她缓慢迈开步伐，一步一句鼓励。
我当时汗颜地站在门口，看着这对父女的背影消失在小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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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恐怕就是我还时常对几个嬉皮笑脸的小朋友发火，时常感觉崩溃与无奈，心里一股怨气。
结束几个棘手的个案之后，时常惋惜我没有帮到他们。我想自己可能违背了专业伦理，不配再做社工，同样，不合理的KPI压得我喘不过气。终于在那个霪雨霏霏的春天，我提交了辞职。
感谢这些小朋友，让我带着许多美好的回忆离开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