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99公益日的第二天，我还没收到一条转发劝募的信息。

好死不死，在好久没有动静的4人小群里说了一下，然后群里就出现了一条链接。

我用力拍了一下大腿，捐了50元。

接着，还要求转发朋友圈帮忙传播，被我一口拒绝。

原因很简单，我今年没上筹款项目，如果转发了朋友圈，我怕引来领导的诘问。

更何况，我都没开朋友圈，非要点开朋友圈转发的东西那必然是十分重要的。

有点必须要确认的，朋友圈是个体非常重要的私域空间，它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力，不代表它可以被裹挟与侵犯。

在我看来，金钱小于自由意志，给项目捐赠不值得一提，但不应得寸进尺，不应附带某种令人不情愿的要求，倘若是因为公益项目就一定要转发，那便是道德绑架，侵犯个人的自由，不捐也罢。

但在现实中，许多人便因为工作而无力反抗，因为自由意志让位于金钱。

我入职上一家单位前，朋友圈是关闭的。入职后半年，领导点名希望看到我能发朋友圈宣传工作，我无奈重开。虽然是不情愿的，但我分享工作图片、工作推文和筹款链接，都是字斟句酌写文案，想着如何能让朋友们点进去看。

我在离职前的一个月，迫不及待地关闭了朋友圈，之后痛痛快快地退出所有工作群、删除过往与工作相关的内容。

我的厌烦来自于，我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被微信压得几乎透不过气，不管工作还是休息要及时响应工作消息。时常信息提示音一响，便心跳加速。

即使此时我已经不再面临因为工作要求而发朋友圈的处境，我依然抗拒这种要求。

02

我问群里的那几位朋友，作为一个公益人，反感99公益日是不是格局太小了？

从第一年开始，我便觉得这活动在透支公众的热情，尤其这活动中的乱象，加剧着行业不公。头部组织肆无忌惮在每一年变动的规则中找到破解的方法，疯狂套捐，而草根组织只能对着排行榜望洋兴叹。

但不可否认，许多公益组织确实在这一活动的影响下，提升项目能力，吸引公众捐赠，建立社群，对公益行业的生态发展大有脾益。

确实，是我的格局小了。个人的主观感受多于对事情的理性思考。我只站在了自己的处境看问题。倘若有一天我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99公益日或许会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到时候可能不是反感，而是感激。

03

99公益日第三天，我在睡前收到一个商业筹款平台的链接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问我的上一家单位是否愿意资助链接里面的求助人。我解释了这不在它的项目领域当中，并说了另外一家基金会的名字，让对方去联系。

挂掉电话之后，我没点开链接，也没听对方的语音信息。因为我已经在电话中知道内容了。

换作以前，我会啰嗦几句，建议不要占用过多公益资源的建议。

或许是这几年社交的教训，我时刻提醒自己说话要注意语气，少得罪人。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如果已经在一家平台发起了求助筹款，那就不应当再占用公益机构的资源了。求助人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向社会筹款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如果每一个求助者的医疗费用全指望公众筹款来解决，终将让人失去捐赠的热情。

即使是公益组织，它所承担的道义也仅在能力范围和行业价值观之内。

这看似冷漠，但是请相信我的观点，多一些理性的坚持。

当然，每个公益组织面对资助申请，自有他们的考量、评判。

04

我曾经好多次收到微信好友发来此类平台的筹款链接，碍于交情，都会往里面“捐赠”（我实在不想用“捐赠”一词，但找不到合适的）。但如果是在朋友圈看到类似的大病救助筹款，我会无动于衷，不会点开。我极其不信任那些商业机构所搭建的筹款平台，太多不真实的内容了。

我认同这些商业平台降低了普通求助者的筹款门槛，不必依靠专业的公益机构，还要经历一定必要的手续才能开始筹款，而且这种筹款带来很好的裂变传播，迅速筹集到款项，但也不可否认，门槛低导致了许多虚假求助和不透明的执行，透支参与者的信任。

更为可恶的是，这种求助不是慈善法所认定的公益行为，但却被许多人贴上了公益标签，在负面事件出现的时候，总是波及公益行业。

作为公益人，对于这类平台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

05

我没研究过在此类求助平台筹集医疗费用的案例有何特征。但记得我所看到的那些求助，基本上都是40-60岁左右，癌症、车祸、突发疾病等，以及儿童白血病。似乎没见到有人提供过经济困难证明，也很少有提及医保报销、商业保险赔付之类的内容。

印象中在2015-2017年之间，这类求助在朋友圈非常之多。我不知道这是否给人足够多的启示，但我都会觉得，许多求助人此刻的无奈便是在为没有未雨绸缪而埋单。

这样想，有些刻薄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什么，不够全面的保障？姑且这么认为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数据：这些求助中没有医保和没有商业保险的比例各是多少？医保报销、商业保险赔付之外仍有巨大缺口的又有多少？

在我两年前刚入职的时候，处理了2个大额的重疾救助，几十万元的款项来自发起方的全国各地员工的自愿捐赠。一个有医保，一个没有医保，两个均没有商业保险，当时流行的互联网互助保障更不必提。

当我查阅到以往有多个此类的重疾救助项目面向公司全体发起捐款倡议时，似乎能想象有人在又一次收到捐款倡议时的抱怨，如同小时候在班会上听到班主任说要捐款献爱心一样无奈。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对许多员工来说是一个负担。而且，如果只要有经济困难的同事及家人患重病，依靠同事的捐赠是不现实的。走到这一步的人往往是因为自身抗风险能力低，说直白点就是积蓄和其他保障不足。

我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列举了各类互联网保险产品，如何为没有社保的家人购置对应的保障产品等，甚至也写上了几类商业性筹款平台的名字，建议所有同事为自己的家庭搭建一道“医保+商业保险+互助保障+家庭积蓄+社会求助”的“护城河”，写好之后想发送All邮件给发起方的全体员工，于是先发给发起方的行政副总监征询意见，因为行政部负责了多次的筹款，结果一点反应都没，微信提醒也一样，我自讨没趣。

后来多次接触我才知道，发邮件倡议的事情不在她职责范围之内，不在职责范围内的她连回应都不愿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道真相后，我前所未有地觉得不可理喻。没救了。

我到如今仍然后悔，当初应该坚持提议，这样便会有多一些的人在以后遭受突如其来的疾病时少背负一些经济负担。

06

我在邮件中提到了此类求助，甚至矫情地写道：“比起面子，生命、对家人的承诺与责任更重要”。

那个时候才觉得，有多少求助者将自己至亲躺在病床的照片上传，是挣扎许久才决定放弃Ta的尊严，又有多少人顾及尊严而放弃了筹款，最终可能错失治疗机会。

我想，倘若不是为了活着，没有谁愿意将自己的无助、无力、奄奄一息展露于人前。那时候我才对商业筹款平台的印象有所改观。但我仍坚持在已经进行筹款的不该去占用公益资源的观点，除非是万不得已，除非是公益机构主动给你。